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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


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,已经有很久了。——仅此一句,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,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。事已至此,承认下来是上策。我选择上策。
原来我甚至想题名为“詹牧师X传”的,可眼下不时兴作传了,无论是什么样的传。“正传”也不适宜。一来文体旧了,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。二来有鲁迅先生,而且至今魅力犹存,只有常冒傻气的人才不懂:步伟人之后尘,只能愈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。由此也可见,我的套用绝非是想也作一名伟人,实在倒是冒了“卑微和浅薄”的风险呢!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:天有不测风云。明白说,你摸得清谁的底细?换言之,你敢担保谁的历史就完全清白?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当过三五天特务,或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?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活过来的人,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一向襟怀坦荡、彻底问心无愧呢?为了给别人立传,竟至过早地为自己竖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没有过,所以得“悠着点”。这两年‘情况变了,但一般来说,“悠着点”总没亏吃。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,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。有说“为阶级敌人竖碑立传”的,没有说“为阶级敌人竖碑立报告文学”的。想来,“报告”二字妙用无穷,无论什么事,报告了,总归没错儿,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,不也是得报告么?
我要写报告文学,还因受了一个棋友的启发。那天我刚要吃掉他的老将儿,他忽然推说他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,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。算我赢了。他说他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,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,也可以是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,或者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。
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。
“牧师?”棋友竭力笑出几个高音,把输棋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。
“那是他年轻的时候,作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。后来他负责传呼电话。”
棋友的笑声更加响亮。等我把棋子码人棋盒,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,谁都会认为输棋的是我了。
“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!”棋友说,“纸笔都现成,又不是生孩子,只有女人才会。”
我心里一动,觉得这话不无道理。
现今知道詹牧师作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,知道他获得过神。史两项硕士学位的人就更少,多数人只记得,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儿一向服务态度很好。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。一般报告文学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遇写起,写到其人终于蜚声某坛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止,顶不济也要写到被伯乐发现。可是,詹牧师未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。我相信这与他的脸相有关:虽然大庭饱满,但下巴过于尖削,一直未能长到地阁方圆的程度。据说,年轻时,詹牧师为此曾很苦恼,查考过几本相书,也不使人乐观。而立之年一过,他转而愤懑,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:“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!”接着他引申了马丁——路德的思想,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,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,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。最后他写道:“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,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,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,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。”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,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联。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,时值全国已经解放,国计民生蓬勃日上,他进而怀疑了有神论,并于无意中贬低了他的主。他说:“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,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!”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。一些人说他是“墙头草”(相当于后来所说的“风派”),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太。詹牧师处之泰然,说:“倘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,而是为了真理,主耶稣是会赞同的。”
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,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以多少为宜。
“五万两千七八百字,你看够不够?”棋友问。
“凑个整儿吧,十万字,够一台彩电。” 棋友频频点头。
就在那一刻,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。
上集写法嘛——?其实和写新闻报道相去不远(顺便提一句,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社工作),大概也都是记述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。说一说该人是怎么落生的,怎么长大的,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,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,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。所不同的是,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雄鹰的生活习性。比方说,海燕喜欢划破阴沉的天空,雄鹰则更善于“击”——鹰击长空。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、黄金品质的、某一星座之光芒的,等等。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,譬如:闪电,雷鸣,暴风雨震撼着这个小山村,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,一个婴儿呱呱坠地,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了人间。
相当不幸!上述诸条,詹牧师一条都不占。前面已经说过,詹牧师因为差一项“地阁方圆”,始终没能伟大得了;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早已散失。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,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,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;父母早逝,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。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,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,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。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。非要写一写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,我只能说,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,南飞的雁阵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,教堂(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方式)的钟声悠长而凄惶地敲响,路旁的落叶堆中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,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经过这里,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婴,以致后来的七十多年内,世上有了詹牧师其人。不过我至今拿不准,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。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记得很牢,记得久了,便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。譬如就说这生日,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(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养了的那天算)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五类人士,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,说是“这也不无阶级性”。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,继而慢慢回忆:自己在落叶堆中未必只是呆了一天,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是不会不痛苦的,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,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,如此算来。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。为这事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,申明了理由,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。他儿子问他,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?“那样,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。”他儿子说。詹牧师无言以对。詹夫人一向的任务就是在父子们和稀泥,此刻为丈夫解围道:“你爸爸不是那种……一哪种呢?没有下文。其时,詹夫人边洗菜,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,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叫”庆生“,虽然是为了庆贺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,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,但与十月十日联在一起想,总不见得会有好处。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那一脸花白的胡茬、那一脸愁苦的皱纹,心里一阵阵发酸。那个和她一起戏水、撑船的少年庆生到哪儿去了呢?那个教她糊风筝、放风筝的快乐的庆生到哪儿去了呢?岁月如梦如烟,倏忽即逝哟——!她于是只对儿子说:”你也会老哇——“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。詹牧师蹲过来,帮着夫人洗菜。
“你不要往心里去。”詹夫人说。 “我没有。” “他还是个孩子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看得出来,你心里不痛快。” 詹牧师一个劲洗菜,不言语。 “别总瞎想。”
“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?”詹牧师说,洗菜的手有些发抖。
詹夫人呆愣了片刻,故意笑笑:“谁嫌谁呀,咱们俩都老喽!”
“可我要做的事,还都没做。” 他们默默地洗菜。
再有,写报告文学势必得懂些音乐。人家问你,《命运交响曲》是谁作的?你得会说:贝多芬。要是进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响曲,“嘀、嘀、滴、登——”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,那么你日后会发现有很广泛的用途,写小说、写诗歌也都离不了的。美术也要懂一点,在恰当的段落里提一提毕加索和《亚威农的少女们》,会使你的作品显出高雅的气势。至于文学,那是本行知识,别人不会在这方面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有什么怀疑;有机会,说一句“海明威盖了”或“卡夫卡真他妈厉害”也就足够。等等这些吧,我都不行,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。詹牧师当年作牧师的时候会弹两下子管风琴,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,这早已成了历史。教堂里的管风琴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: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也是一个原因。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联系起来的,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:“欢乐女神,圣洁美丽,灿烂阳光照大地……在你光辉照耀之下,四海之内皆兄弟……”这歌詹夫人爱唱,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,嗓子又好,中学时代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。詹牧师也就会唱,其实詹牧师还会唱很多歌,但可惜都与我主耶稣有关,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。小时候在故乡,不知怎么一个机缘,詹牧师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。可以想见,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,眼睛还很明澈,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,虔诚地唱:“我听主声欢迎,召我与主相亲,在主所流宝血里面,我心能够洗净……”门边站着个小姑娘,听得人迷,痴痴盯着少年庆生。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,姓白,名芷,听起来象一味中药。
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,照例不该不写。然而,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史从来是讳莫如深的。在他活着的时候,我也没有探问过他这方面的事,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,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工夫——向他的亲友们作了一些调查,片片段段汇总起来,所能写的也不过这么几条:詹牧师的老丈人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,兼而也作作郎中,家里还有几亩好地,雇了人种。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这药铺作了学徒,起早恋晚地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,人很勤俭,懂得爱惜各种草药,脑子灵,算盘又打得好,很为小老板赏识。虽然出于某种规矩,学徒的生活照例清苦,但少女自主对他明显的关照,小老板亦均认可。至于小老板膝下无儿,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培养成继承人一节,现已无从考证。
少年庆生绝非甘愿寄人篱下之辈,平生志愿也绝非仅一小老板耳。每晚侍候得师父洗了脚,师母也喝完了芦根水,他便到店堂里去读书。什么《医宗全鉴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频湖脉诀》、《雷公药性赋》早已不在话下;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;连《玉匣记》、《枕中书》、《择偶论》,乃至《麻衣相法》、《阴阳八卦》,都读;甚至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批孔、孟、老、庄的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宏著……。小老板见他是读书,也就不吝惜灯油。那时白芷已经上了初中,时常悄悄溜进店堂,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书:天文、地理、生物……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。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《狂人日记》,也有胡适的文章。两小无猜,在灯下兼读、兼嚷、兼笑。老板娘虽看不上眼,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。小老板逐渐明白,这徒弟是不会长久在此耽误前程了。
青年庆生学识日深。凭着小老板的灯油,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。靠了白芷的鼓励,他决定弃商就学。不料,机会却决定了人生。每逢礼拜日,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,听讲,竟被“信主兄弟不分国族,同来携手欢欣,同为天父孝顺儿女,契合如在家庭”一类的骗局所惑,决心去学神学了。他对他的少女说:“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样的么?”两人都很高兴,觉得比小老板的“回春堂”要妙多了。“那你还能结婚吗?”白芷问。“能,当了牧师也能。”庆生回答。白芷放心了。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边走边想,边想边唱:“在主爱中真诚的心,到处相爱相亲,基督精神如环如带,契合万族万民。”故乡欢畅的小河载着阳光和花瓣,流过山脚。流过树林,流过“回春堂”,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。教堂的钟声飘得很远,小河流得很远,青年庆生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骗局,远方有没有深渊。
青年庆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,课外帮助别人抄写文稿或出一些别的力气,工读自助。其间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。可惜这“两地书”均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烧毁,欲知二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称呼的,有没有冠以“亲爱的”或者干脆是“dear”,都不可能了。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志上查到,庆生已于大学期间改名“鸿鹄”了——詹鸿鹄。
小老板不久去世,引起过一场风波:老板娘为生活计,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大药铺的少掌柜的。女儿心里有着原来的小学徒,执意不肯,险些闹得出了人命。先是女儿要吞马钱子,幸亏是错吞了车前子。后是老板娘中风不语,好在“安宫牛黄丸”和“人参再造丸”都现成。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,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,不说哀鸿遍野吧,总也是民不聊生,小药铺终归倒闭,大药铺岌岌不可终日;正当詹鸿鹄翻译了几篇文稿,倾其所得寄与母女俩,老板娘方才涕泪俱下,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是不错的。
詹鸿鹄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,在一所教堂里任职。经济情况稍有好转,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,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,到鸿鹄身边来。不久,詹鸿鹄与白芷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。一位洋牧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:“你愿意他作你的丈夫?”答日:“愿意。”你愿意她作你的妻子吗?“也说愿意。詹鸿鹄又开始攻读史学,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,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,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。对教堂里的信约,鸿鹄夫妇恪守终生、二人如形如影,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。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,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。只是由洋牧师作了证婚人一节,倒惹得老夫妻于”文革“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,写过几份交代材料。这是后话。
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,即:詹鸿鹄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?有一次,詹牧师曾对“现今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”表示过不满,或可推断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,但由詹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方面想,又觉得证据不足。
我料定,要给詹牧师写报告文学,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,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,只能写到干巴巴、味同嚼蜡为止。没有诗意。可以有一点趣味的是风筝。詹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(校方曾多次想把他们迁移出去,可又拿不出房来),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,可以放风筝。傍晚,学生们打完了球,都回家了,校园里宽阔又安静。那年,詹夫人已经病重,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,仰起头来看——詹牧师正认真地放风筝。糊得很好的一只沙燕儿,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,晃悠悠升起,詹牧师撒出了一段线。飘悠,飘悠,风筝又急剧下栽,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。詹夫人喊:“留神电线,挂上!”忽忽,摇摇,风筝又升起来。“小心楼顶!”詹夫人说,攥紧拳头。詹牧师一下一下熟练地拽着线,风筝平稳地升高,飘向夕阳,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。詹夫人松开了拳头。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,坐到夫人身边来。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像一个彩色斑点,一动不动。两位老人也一动不动。
四只眼睛也一动不动。 “有多少年不放了?”詹夫人说。
“十年还多了。”詹牧师说。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。 “你放起来倒还没忘。”
“生疏多了。” “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。” “不至于。”
“在老家时放的那种‘双飞燕’我还是最喜欢。”
“一上一下,一下一上,那种确实好。” “那是用绢做的。” “最好是用绢做。”
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,不再说话。
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,让她把药吃了。
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,风筝看不见了,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,证明风筝还在天上。
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。
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:“让我想一想,也许还能做成那种‘双飞燕’。”
“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,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,像真的鹰在盘旋。”
“那叫纸鸢。”詹牧师纠正说。 “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。”
“我没有。那确实叫纸鸢。” “你总是怕人提到鹰。” “我没有。”
“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。” “这我知道。”
可是,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,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。
[注一]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,说是两间小棚子,一点不过份。早在六十年代初,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匾额:大鹏屋。取棚屋之谐音,抒远大之志向。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,嘲笑他:“鸿鹄误人棚,大鸟错居屋,呜呀呜呜呀,鸦乌鸦鸦乌!”詹牧师看罢一笑,奋笔回敬道:“孔明居草庐,姜尚作渔翁,雄鹰一振翅,鸦雀寂无声。”
时间过去了十六、七载,詹牧师依然住着“大鹏屋”,这倒没关系,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?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。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,在为他补衣服,悲酸之感油然而生。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。他想,他对不起白芷。他又想,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,以报答他的夫人。
我本来想说: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。但是,我又犹豫了: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,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?我甚至怀疑,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?虽然风风雨雨之中,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,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,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,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,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。记者的胶卷有限,报刊的版面有限,电视台的时间有限,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。对了,得是人物。即不可单单是人,又不能仅仅是物,得是人物!这很要紧。分开说,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,谁不是人呢?后者则要吃耳光。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。“人物”——你这样说谁,凭良心,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。
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!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。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,再想报告,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。我盘算,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(即: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),是有远见的,既避趋炎附势之嫌,又可望作一伯乐。还有一层,常言道:落难公子多情,登科状元寡义。倘一村姑,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,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,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。当然,根据需要,村站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,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。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,因为詹牧师虽曾作过硕士,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,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。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,凭了微薄的收人维持全家生活,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。我只是说,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,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: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。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,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。你报告了贱姓小名,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,对方依旧一脸“你是谁?”的表情。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“名不见经传”之苦呢。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,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,真真“此物最相思”,单相思。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,也想写报告文学?!
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。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,我至今笃信不疑。这与生死无关,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。这样的事,古今中外屡有发生,未必我就碰不上。
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,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,正是古稀之年。斗室之中,全是一摞摞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、一棵棵落满灰尘的书籍和一摞摞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。临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,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许多气派。
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抬起头来,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。“办长途吗?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。”他说。
“请问,詹小舟同志在吗?”
他稍事审度,慌忙起身,从一堆堆蔡伦的遗产中绕出来,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:“我就是。詹天佑的詹,小舟么,就是小船的意思。”
[注二]詹牧师于五三年自动退出教会,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,五五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。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,就是在那时,他又改了名字,改“鸿鹄”为“小舟”了。据说,当时他的书桌前挂过一张条幅,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: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”其名大约取意用此。
据当年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过事的人讲,鸿鹄与教务正主任常常意见相左,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。据那位现已退休的主任讲,詹鸿鹄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,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老大不甘心,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,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。由此再联想到苏轼词中的另一句:“常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。”或可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。
我又走访了当年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。据校长回忆,詹鸿鹄确有郁郁不得其志的情绪,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。詹牧师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,校长为他饯行,酒至半酣,他忽然提笔狂书,什么“忆呼鹰古垒,截虎平川”,什么“淋漓醉墨,看龙蛇飞落蛮笺”,最后是“君记取,封侯事在,功名不信由天”。其情其景,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,想少年壮志,看白发频添,不觉潸然泪下,于是赞成詹鸿鹄趁年富力强之日,回家专门去作学问了。
“您是?”詹牧师问我。
我坦然地报了姓名,又报了我们那个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。
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,慢慢地抽回去,他又直着眼睛接连地咽唾沫,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。他的脖子很细,喉结很大。
“您这地方不好找。”我说。
“噢,请坐,请坐。”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,脸色却发白。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。
他继续咽唾沫,诧挲着双手,站着。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。
他的微笑愈显得艰苦了,颤抖着嘴唇,说不出话来。
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经办完,准确地说——已经用不着进行了。
这么回事:我在报社负责“表扬与批评”专栏,我经常于来稿中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,他总是写表扬稿,譬如:某某中年人,十八年如一日地为大家扫厕所,不取分文;某某老头儿,常常留心邻居家是否中了煤气,果然救了三条人命;某某姑娘,坚持为邻居老太太取奶,倒垃圾;某某眼镜店的青年营业员,认真负责地为一个老学者配了眼镜,态度和蔼可亲……如是等等,两年多来总也有二十几篇。发表了一半左右。不料前两天发表的一则却惹来争议。公安局的同志来信认为,“这篇表扬稿很可能是伪造的,”“因为文中所说的‘艾珂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魏启明’现正在狱中服刑,根本不可能为邻居的高中生们义务辅导英语,请报社同志进一步核查,以正视听。”
詹牧师呆坐着,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,其他部分的皱纹显得苍老、僵化。
门前火炉上的水壶,沙哑地喷出一缕缕白气。
有那么一忽儿我很担心,希望生命还在与他为伴。
先后有几个打电话的人站在窗外打电话,然后放了四分钱在窗台上,走了。
太阳西斜了,几点黄光落在詹牧师弯屈的脊背上。四周的光线开始变暗。
真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。注意到他的嘴并没有歪向一边,鼻翼还在翕动,我觉得不如趁早悄悄溜掉。
詹牧师忽然自语道:“这么说,真有个艾珂寺外街。” “真有。”我说。
“真有个叫魏启明的。” “真有,在狱里。而且魏启明也不懂外语。”
“总没有杀人吧?”詹牧师急切地问,紧张地盯着我,双唇作好了发出“没”的形状,似乎深恐我不会发这个音,随时都愿意帮我一把。
“倒没杀人,”我说,“只是偷偷东西。”
“这就好,这就好。”他松了一口气,连连点头。“这样就好了……”
“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?”我说。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。
几天之后,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。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。有人说,这老头很精明,如果胡编批评稿,稍有不慎,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,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人是可能性极大的,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,这次实在是碰巧了。也有人说,这老人真可谓“千虑一失”,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;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,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。我心里却别扭,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,很缺德。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,才能挣到两元钱呢?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,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、见机胡编过。
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。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。信的大意是,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,心情久久难于平静;得以与我相识,实乃三生有幸;我能亲临其寒舍,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。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,什么“文王渭水访贤”、“汉主三请诸葛”、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等等,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。信的最后说:“老夫不才,如蒙不弃愿结永好。古今中外,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,不胜枚举。况你我志同道合,一见如故,本当携手共济,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。”
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。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,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,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,可料绝非等闲之辈。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。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,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。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,总都是与“疯疯颠颠”、“木讷乖张”、“不食人间烟火”一类的情趣有染。这情趣,在凡人是一种缺陷,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——大智若愚者也!
再去的时候是晚上。詹牧师正伏案挥毫。工整的楷书,颜筋柳骨,一丝不苟。写的是两首七律,备忘于下:其一销声匿迹三十年,隐姓埋名两地天。
闹市凭窗深似海,空庭倚门淡如烟。 良宵独盏书为伴,恶浪孤舟纸作帆。
未破禅机空自娱,报国无往枉陶然。 其二几度沧桑春似梦,萧声吹断古城秋。
时光易逝人易老,壮志难酬意难休。 弱冠己读千卷破,古稀犹冀四化谋。
伏枥老骥安自弃?沥胆披肝为国忧。
“好诗,好诗,”我说,“好一个‘古稀犹冀四化谋!’”“哪里哪里,信口胡诌,聊以自慰罢了。”
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,此一番却颇凛然,像列宁。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“沥胆披肝为国忧”吧。列宁在说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”的时候,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。我们握了很久的手。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,但试了试,依然抽不出来,也就再次握紧,上下左右地摇。
电话铃响了。詹牧师抓起话筒,边问边记录。然后他对我说:“实在抱歉,我去去就来。”点头弯腰,倒退着走出门去。
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,詹牧师探进头来:“受民之托,不能不尽力而……请稍候,稍候。”
我把门轻轻关上,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,詹牧师又侧身进来:“一定不要走,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。不不不,一言为定!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。”
他登上自行车,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。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。老弟?!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,心里不由得惶然。
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。我仔细辨认了一会,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獭,还是一头马来貘。后来詹牧师告诉我,“是一匹小马驹,画得不算好。”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:来日方长。
前面说过,屋子里书很多。我随手一翻,已经肃然,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!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:schopenhaur、dame、byron、sptnoza、dewey、shakespear,其余的全茫然。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《论艺术》,有罗丹的《艺术论》,有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、费尔巴哈的《基督教的本质》;有线装的《史记》和《离骚》;有精装的《资本论》、《列宁选集》、《毛泽东选集》;平装的《心理学》、《美学》、《精神分析学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;影印的《东塾读书记》、《西域番国志》、《南疆逸史》、《北词广正谱》;杂志有《哲学译丛》、《音乐欣赏》、《外国文学》、《世界美术》和《足球》。幸而有《足球》,我抽得出来,也能读懂。
[注三]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、最富胆略的事就是:“文化革命”开始不久,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、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。一九七八年,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,既令夫人吃惊,又使儿子折服。
这时候进来一个人,年轻的。
我站起来,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。然后我们同时问:“您要办长途吗?”然后都笑了,互相介绍。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。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。
“学外语来了?”詹牧师的儿子问我,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。
[注四]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:七四年冬天,早晨,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,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:“goodmorning!”詹牧师随口应道:“morning!”——就一个单词!发音之准确,表情之自然,都不在美国人之下,小伙子顿时被震住,本来无意卖弄,不料却遇到了能人,尴尬万分。詹牧师赶紧改口:“你早,你早。”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,偏要詹牧师作他的老师,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。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,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,不免感动;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,不免更感动。于是约好,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。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,一连几天都很激动,总对詹夫人念叨:“能够把他教好,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力气。”詹夫人忙里忙外,顾不上多说,只是说:“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?”詹牧师默默。很明白,这事一经请示,准得告吹。詹牧师沉思良久,横了一条心:“精忠报国,死而后已。”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。詹夫人则又说:“你爸爸绝不是那种—……”至于哪种,还是没说。
星期日早晨,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,做早点,收拾屋子。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份内,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,但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。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,抹得很平整,只等学生到来。七点半,老人便耐不住了,到门口去了望。中午十二点,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,坐了一会儿,换下了那条新床单。幸亏儿子出去了。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,说:“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。”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,说:“否则他不会不来。”然后,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。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。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,受了风寒。詹夫人说:“那样的人,你何必?”詹牧师说:“别这样讲,那小伙子其实很好,很爱学习。”
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,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,没敢来(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)。
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。 “不,”我说,“我是报社的记者。”
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,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。他找到了一本书,立刻沉了进去。
许久,我问:“你是?” “他的儿子。”他对着书回答。
“我是说,你在哪儿工作?‘” “陕西。” “回来探亲的?”
“不。回来流窜,长期流窜。” “户口还在陕西?” “对。”
“应该想想办法,办回来。”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,说:“太费事,算了。”
“可这很重要。”
“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。户口、文凭、证明、证件,一张张小纸片!”他忽然笑起来,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。是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。“是人起源于户口呢?还是户口起源于人?”他问我。
“当然。”我说。
“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‘当然’就好了。他从来不明白,什么起源于什么。”
“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。”
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,一连抽了两支烟。之后他看了看表,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:麦乳精、蜂蜜、果汁、蛋糕和几瓶药。
“告诉我爹,这些药要坚持吃,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。我还有事,得走了。”
“他大概就快回来了。” “劳驾。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,痛快的时候少。”
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,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。他捡起来,看了看,“嗤嗤”地笑个不停。“你看看这个。”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,走了。
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,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。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,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:……论文的题目为《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》,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。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,如《世界三大宗教》、《宗教与哲学》、《信仰论》等等。原计划还要写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和《简明宗教史》等,均因题目较大,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,又逢内战,生计艰难,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。
解放后,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,遂改变原来计划,转向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研究,大有收益。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,搞通了思想,自动退出宗教团体,努力追求进步。不料,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。我患了风湿病,不得不回家疗养。一病多年。养病期间,我仍坚持学习、研究。研究范围: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;②革命史传;③心理学及教育学;④文学艺术。(写过一些革命诗歌,手稿均于“文革”中烧毁。)
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(做过牧师,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),“文革”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。住过牛棚。后经内查外调,弄清了历史,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。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,从事人防建设。学习班毕业后,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,经街道居委会推荐,当了六年临时壮工。尽管工作繁忙,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,读书看报、学习、钻研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,我和全国人民一样,感到欢欣鼓舞。(我参加了庆祝游行,我背着一面大鼓,走了三十多里路。)我深深感到……
[注五]此处可能还有一页,已丢失。
……我的思想更为活跃,对四化问题,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,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,成竹在胸,切实可行。然则报国无径,献策无门,谛恐古稀将近,时日不待,一旦逝去,遗恨无穷。无奈毛遂自荐,为国为民,甘作犬马,荣辱毁誉。置之度外。如蒙先生引路,得以有所作为,功成之日,死亦瞑目!
此颂撰祺詹小舟上
由“撰祺”二字推断,此信是写给某位操笔墨以为生涯者的,又由“先生”二字可见,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!可是连我也被称为“老弟”,“先生”云云。是否也盖出于谦逊,就又难说了。
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,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。我后来设想是这样:灯下,詹牧师哄着孙子,教孙子写字,写了歪歪扭扭的“风筝”,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“春天来了”。孙子不听话,闹,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……。那么就是说,此信是在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。詹夫人死后,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。
信中存在两个问题。一是“住过牛棚”,现今,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,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。这倒无妨。可是,人住了牛棚,牛住在哪儿呢?二是,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?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?
[注六]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:“他是自动退职的,但也确实有一点风湿病。”
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、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,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国家疗养的。为了证明这一点,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。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:“您这是干嘛呢?”他便有机会回答:“我的风湿病很厉害,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。”有一个夏天的中午,他又去晒太阳,天很热,太阳又很毒,人都躲到屋里去了。詹牧师晒了许久,不见一个人来问,又心疼失去的时间,就此回去很不甘心,于是再晒,结果晒过了头,中了暑。儿子又说怪话。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……
[注七]詹牧师的风湿病,初发于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。那一年秋天,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。天气已经很冷了,河泥上都结了冰渣,他挥舞着铁锹,站在刺骨的泥水里,拼命地干。有人让他上来欧一歇,他不。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,亚赛黄忠,他干得更有兴趣,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。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,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,并且有些低烧。他鼓励自己:轻伤不下火线,想想红军两万五,等等。又干了几天,才得了风湿病。
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。他买了酒和肉,买了包子和好烟,从提兜里—一掏出,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,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。无论我说多少遍“我已经吃过晚饭了”,他还是说:“吃吧,不要客气。”我只好坐下来。
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。时间是: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。
中集现在仔细回味,觉出,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,也是有所图的。其实这无可厚非。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。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,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,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,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,都很正常。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,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路子,说不定能帮忙他发表一点作品。
詹牧师想创作一些“黑色幽默派”小说。他反复申明,他所以这样做,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,更绝不是出于派性。
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。詹牧师历来有“信主兄弟不分国旅,同来携手欢欣”的思想,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,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。解放初期,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。根据有三:①工人阶级没有祖国;②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(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,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);③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,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,得到的是整个世界(相当于“同来携手欢欣”)。这些言论在“文革”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。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。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。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。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:①主是伪善的。“信主兄弟……契合在主爱中……携手欢欣”,这是不是说“只有你信主,主才爱你,如果你不信主,主就不管你的死活?多么狭隘的派性!简直有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的味道。②主是骗人的。主既然一向宣称,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,那又为什么要“普天之下,万族万民,俱当向主欢呼颂扬”呢?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?假如“万族万民”不去“向主欢呼颂扬”,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,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?③主是愚昧的。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,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,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。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,一个犹太岂能得逞?综上三点,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。他认为,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、狭隘、愚昧,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,相信真理,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,那又为什么非得加人教会不可呢?让真理去指引你,比让教规来约束你要好得多。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,原因也有三:①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,而不是主张迷信的;②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,而绝不要求人民“俱当”跪倒在其面前“欢呼颂扬”;③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,而不是依靠结帮拉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。“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!”詹牧师说。
所以读者可以相信,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“黑色幽默派”小说,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。其动机之纯粹,我愿以头作保。
“我有些作品要发。”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。 “哦?在哪家刊物上?”
“不不不,我是说……”他的脸红到了耳根。
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,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。编辑愿意结交作者,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,彼此彼此。
我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让一个老知识分子照直开口求人,是“难于上青天”的。
“什么体裁?” “小说!”他连忙说。 “能大概讲一讲吗?”
“嗯……你了解黑色幽默派‘吗?”
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,和一个叫小伏尼格的人。
“不——!”詹牧师宽厚地笑了:“‘黑色幽默派’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。不要长他人志气,灭自家威风嘛。你以为《儒林外史》中没有‘黑色幽默’吗?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‘黑色幽默派’大师吗?阿Q的处境怎么样?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?”
〔注八]“黑色幽默”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。……作为一种美学形式,它属于喜剧范畴,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。……其作品,常以夸张、超现实的手法,将欢乐与痛苦、可笑与可怖、柔情与残酷、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揉和在一起……“黑色幽默”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。——摘自{中国大百科全书——外国文学册》82年5月第1版。
“就像中国的围棋,”他又说,“被日本人学了去,倒又反过来向我们趾高气扬。”
“吃吧。”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。 “啪!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,谁的发明?”
“当然。”我说。真的,到底是谁的发明呢?
“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是哪国人写的?” “当然。”我吃了一片小腊肠。
“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?” “当然,当然。”
“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还不也是中国人造的?!”
“吃吧,吃吧。”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片小腊肠。我不懂乐器的制造。
“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,这总是公认的吧?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,早晚美国人也要来指教我们了。”
“中餐也是比西餐好,连外国人也承认。”我对烹调挺内行。
“‘黑色幽默’也面临这个问题。吴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几辈儿呢!当然,我们不妨大度些,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。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帐。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,中国人可以办到,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?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办到。我想起写‘黑色幽默派’小说来。也就是为的这个。”
“行吗?” “信心告诉你主是什么,主就是什么。”
在我们的交往中,这是詹牧师唯—一次主动提到主。
“那么主是‘黑色幽默’的了?”我说。
他顿时愣住,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,接着又吃了两片。
我赶紧说:“我不过开开玩笑。”
他疑虑地瞅了我一会,说:“我也不过打个比方。”他又看看窗外,小声提醒我:“咱们这是在屋里说。”
[注九]“咱们这是在屋里说”一语,同时兼备三种意思:①在外面不能这样说;②咱们现在说的,外面的人并没听见;③咱们之间是了解的、信任的,谁也不会出卖谁。
[注十]自“文革”以来,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:读者慢慢会抱怨,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,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。其原因正出于此。
“信心当然是重要的。”我说。
“很重要!而且‘黑色幽默’有什么难作呢?总共两个特点——黑色和幽默。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。这难吗?笑话!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,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。”
“能讲一个吗?”
詹牧师恩忖片刻,讲了一个,备忘于下:“文革”中,王某出差到某地,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、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。那群人问:“你是保县党委的,还是反县党委?”王某听他们把“保”排在前面,就说:“保。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,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。王某跑出车站,立足未稳,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、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。“你是保县党委的,还是反县党委的?”王某慌忙说后一种:“反!”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,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。王某想:这地方真怪,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。他连忙返回车站,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。转眼之间,他又被一群人围住。“你是什么观点的?”“真抱歉,我现在还不太清楚。”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。“我只是还不太清楚!”王某申辩道。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,就等于没有灵魂。你没有灵魂,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!”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。王某挨了三十皮带,清醒了,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,大摇大摆上了列车。一上车,他先揪出一个人来,问:“你是哪一派?”那人对答如流:“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。”王某想了想,说:“这很好。”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。
“很不错的一篇‘黑色幽默派’小说。”我说。
“不,这不行,”詹牧师说,“这是真事。” “真事倒不行?”
“因为我是想写‘黑色幽默派’的小说,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。”
我当时还不太懂“黑色幽默派”的规矩。
“我总想,”詹牧师又说,“‘黑色幽默’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,我们一定要做起来,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,像鲁迅先生那样。试问: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?劳苦大众!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?还是劳苦大众!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?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,我咽不下这。气。我涉足过数、理、化,但那需要设备;我又想搞音乐,但一架钢琴又太贵;我也试图钻研美术,可屋子太小,而《蒙娜丽沙》、《格尔尼卡》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。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,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,搞教育吧?唉……”詹牧师说到伤心处,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。
“您干嘛——请您原谅,干嘛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?”我说。
“不不,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……当然啦!可是……不过……说起来……你懂了吗?我是说,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。”
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我们吃了一会菜,又喝了一点果子酒。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。
“所以,”他说,“我探索了这么多年,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。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。文学,有生活就行,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,而且很公平——每人一份。近两年,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、尝试。譬如:意识流、荒诞派、新小说派、象征主义、存在主义、表现主义,等等,我都试着写过。并不难。我只是想证明一点:外国人能做到的,我们也能够做到。”
“能看看吗?”
“怎么不能?”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,一在下面那只箱子里。“没关系,防空洞我都挖过,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。”
“手头没有吗?” “有倒是有几篇,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。”
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:“新小说派”小说《在路上》
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,不知从哪儿发源。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,依然流向远方。天际,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,那儿或许有个村落,有了人家。候鸟在天空中仓惶飞过,从不落下来。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。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,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。旗帜还在手里,还在猎猎地飘展,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。鞋子烂了,“嘎唧”一声,留在了路上,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。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,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,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。秃鹫在头顶上盘旋,转着发红的眼睛,忽然一个俯冲,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。旗帜还在手里,确实还在。又烂了一只鞋子,又留下了一座航标……
“象征主义”小说《石头船》
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于,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,“叮叮噹噹”地凿,想凿成一条船。
孩子又爬上来,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。 “您干嘛不做一条木头船?”孩子问。
“我没有木头。”老头儿回答。 “别人都是做木头船。” “别人是别人。”
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,正凿出一只舵。 “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?”
“我没有木头。” ……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,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,闭着眼睛抽烟。
孩子又爬上来。 “嗬!”孩子说。 “你坐下,闭上眼睛。”老头儿说。 “干嘛?”
“你闭上吧。” 孩子闭上了眼睛。 “你觉得船在晃吗?”老头儿问。 “是有点儿。”
“你觉出它在走了吗?” “嗯!真的!它在往哪儿走哇?”
“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,就是在往哪儿走。”
“我去告诉他们,您不是疯老头儿。”
老头儿笑了,对孩子说:“别去,别人有木头。” “意识流”小说《排骨》
老伴儿提起菜篮,对他说:“我去排会儿队,说不定能买上。”
他说:“算啦,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。”
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,排骨在里面滚动,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,写成那本书。
“我还是去看看。”老伴儿说着走出去,轻轻地关上了门。
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。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。院子里、街上,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门终于被撞开了,屋子里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本书。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,嘤嘤地哭,说:“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,现在完成了,他走了,不知到哪儿去了。”只有老伴儿理解他。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,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。
她去买排骨了,为了给他补补身子。他不能现在死去。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。得抓紧,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,对祖国有所贡献。
他铺开稿纸。清蒸的、红烧的、糖醋的……。他从小爱吃排骨。那还是在故乡。故乡的小河真美,不会老。他在水里游呀游呀,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,也没有老人斑……
“荒诞派”小说《死魂附身》
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,摆脱不掉,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,写不出好作品来。纠缠过他的死魂:托尔斯泰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司汤达、契河夫,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。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,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。
“文化革命”中,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。尹明走了运,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,终于功成名就。
好景不长,“文化革命”过去了,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,尹明又背了运。
有一天,尹明酒醉后走失,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。启事中特别说明:“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,因为他患有‘死魂附身的精神病’被死魂左右,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‘四人帮’时代的话。”启事登出不久,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,声称发现了尹明。
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,走了许多地方,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,但都不是尹明,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。
后来,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,他正在卖茶水。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,一身轻松,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,找回了他自己。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。
“超现实主义”小说《本书出版之日》“表现主义”小说《赤胆忠心》“新感觉派”小说《融雪》
〔注十一〕《死魂附身》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,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,据他们的儿子讲,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,写着玩的,詹牧师却连连叫绝。詹夫人说:“算啦,算啦,值得你这么认真!”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,说:“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?真正的荒诞派呀!”那天是除夕,詹夫人烧鱼炖肉,忙得高兴,不理他。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:“深刻,深刻!”也陶然。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,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。“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。”儿子说。詹牧师沉寂半晌,似有所悟。年宵饭也没有吃好。夜里躺在床上,詹牧师问詹夫人:“你是在写我?”“没有,你别听孩子瞎扯。”
“你认为我没有灵魂?”“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。”“我没有主见?”“人应该自己把握得住自己,别在乎虚名。”“我是名利之徒?!”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,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。“我没那么说,真的,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。
“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,”他们的儿子说,“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,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,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。”
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。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,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,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。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。卡夫卡如何?生前默默无闻,忽一日声名大作,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,真人物也!
詹牧师却很谦虚,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,不过是资产阶级于“日薄西山,气息奄奄”中的一种挣扎,纯属没落文学。“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,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,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。我中华并非无人!我们不写罢了,一旦写来,绝不会比他们差,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。唉,想来惭愧,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,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力量吧。”
“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?”我是想安慰他。
“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,唉,怎么也找不到。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——!”他说。
“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。”
“唉!”詹牧师长叹一声,出口成诗:“常恨少年不努力,老来方悔报国难,又是一年春柳绿,依然独自倚危栏。”
这时,窗外正有几个孩子“嘟嘟嘟”地吹着柳哨,柳絮飘飘扬扬。他感慨系之,又作了一首《忆秦娥》:春光好,柳笛阵阵催人老。催人老,濒添华发,壮心未了。祖逖舞剑闻鸡鸣,小舟纵笔夜继晓。夜继晓,无多好梦,佳音又少。
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。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“黑色幽默派”小说,然后汇编成集。就只差“黑色幽默派”这一种了。
“精装,烫金的标题:詹小舟小说选!”我有几分醉意。
“不不,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,再那样吧。”
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“敝帚集”,意思是: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。“敝帚”的意思是:破笤帚。
写到这儿,我又有点犯嘀咕: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?连“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”这样的话,他也要反复申明“咱们这是在屋里说”。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“咱们这是在屋里写”呢?带着这一问题,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。
詹牧师的儿子正就“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”同一个人辩论。我说明了来意,他笑了,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:“对父亲来说,写作是写作,生活是生活,理论是理论,实践是实践。对付不同的事,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。对不起,我很忙。”
闲话少说,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。八二年五月中旬,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“黑色幽默派”,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、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。
但没多久,我们却发现,“黑色幽默派”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。倒不是我们无能,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。他们竟让“黑色幽默派”有了这样一个特征: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,虽则荒诞可怕,却又形神逼真,尽管形神逼真,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。“其妙处全在于此:谁都没见过,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。”詹牧师说。
我们连着写了几篇,都被詹牧师否定了。他说:“我们既然是写‘黑色幽默’,就得真像‘黑色幽默’,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就。我们写的这些事,虽然也荒诞不经,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,大家都见过、听说过。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。”他最后强调说:“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,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!”
我们琢磨了又琢磨。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。
某学校吃忆苦饭,每人一个糠窝头。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:“好吃吗?”老师忙说:“好吃,好吃。”学生怒目圆睁:“这么说,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?好吧,你再吃三天!”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。学生又问:“好吃吗?”老师又赶紧说:“很难吃,很难吃。”“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,”学生说,“而你倒说难吃!你再吃三天!”三天后学生又来问,老师回答:“我准备继续吃下去,像你们的父兄那样,一直吃到全国解放。”
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,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“您自己倒忘了‘没有发生过’这一原则。”我说。
“怎么,这也发生过?” “当然。”我说。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。
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,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:“唉,我倒忘了,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。”
[注十二]这事纯系巧合。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。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,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。
我们又想。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。
老夫妇俩一起学习,读林彪的书。不知怎么一个缘由,老妇问老夫:“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?”老夫随手写下:satae.“犹大呢?”老夫又写:judasiscariot.忽然,老夫妇俩全吓呆——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!怎么办?!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,但发现是欲盖弥彰。他们又忙不迭抠去,反而弥弥彰彰。末了干脆把书烧了,老夫妇俩看着火光,面如土色。天哪!这是亵渎,是诋毁,是反动!老两口商量:还是吃安眠药算了。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,被救活了。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,口口声声说:“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。”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,老夫老妻又险些作了贼船上的死党。
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:“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。” “帮您们?”
“还帮谁?” “怎么回事?” “嗯?你不是又在写我吗?” “写您?”
“你甭不好意思,那是过去的事了,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,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‘黑色幽默派’的要求。重来吧。”
只好重来。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。
“文化革命”中,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,审一个老干部。
老干部问:“我有什么罪?!” 造反派回答:“你对抗‘文化大革命’”。
老干部说:“我并没有对抗!”
造反派说:“你是‘黑帮分子’,‘黑帮分子’怎么会不对抗‘文化大革命’呢?!”
老干部又说:“我不是‘黑帮’!”
造反派说:“你不承认自己是‘黑帮’,这本身就是对抗‘文化大革命’!”
老干部又问:“你们说我是‘黑帮’,你们有什么证据!?”
造反派说:“你对抗‘文化大革命’,这证据还不够吗?”
老干部说:“我并没有对抗!” 造反派说:“你是‘黑帮’,难道……”
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。 “这篇很好,”我说,“这个构思很好。”
詹牧师擦擦泪水,沉默良久,说:“但是这又不行,这又是发生过的事。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。他是我的良师、益友,我的指路人。他太耿直,太嘴硬,太……其实倒不如承认……”
为了这个构思,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,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,默默地祈祷,暗自垂泪。
[注十三]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。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,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。这个人在“文化革命”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,刚直不阿,坚持真理,最后含恨而死。
我尽力安慰詹牧师,请他注意身体。“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,为了死者,也为了后人!”我说。
“关键是不够幽默。”詹牧师说。 “看来,黑色倒要好办些。”我说。
好吧,我们再干!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。有人说,中国不会有“黑色幽默派”作品,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。这给了我们刺激,也给了我们力量,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,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!那些日子,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“幽默”上。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,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。
我又想出了一个。
看守长老了,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,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。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,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。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!他想。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,让他们老老实实;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,以期使他们倍感温暖。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?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?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,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。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?猛地,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,你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……
詹牧师看了先说“不错”,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,说明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。“得全面一些,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‘四人帮’时期。”
我说:“谁还不知道这是在‘四人帮’时期呢?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?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,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?我写的正是‘四人帮’时期,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。跟您这么说得了,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……”糟糕!我想。
“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?” 我沮丧地说:“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。”
看来得往邪乎里想。 看来得离开现实,什么不可能想什么!
然而又过了几个月,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。我们全力去作荒诞的想象,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,但仍然因为“已经发生过”而告吹。我几乎失去了信心。
一天,詹牧师的儿子来了,看见我们的窘态,哈哈一笑说:“活人别让尿憋死。”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,“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”倒很具“黑色幽默”的味道。我很快写成了一篇《活人与尿的喜剧》。
詹牧师看罢不言语。 “您看还行吗?” 詹牧师变颜变色,不言语。
“这回还差不多吧?” 詹牧师不言语,脸上红一阵,白一阵。
[注十四]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。
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。庙里有个孩子,淘气得出圈,惯搞恶作剧。有一回,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,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。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,又不能离开破庙,结果尿憋得过了火,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。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。
“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,”詹牧师说着,苦笑,又连连叹气,又说,“可是这仍然不是‘不可能发生的事’”。
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。
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。 有了。
有一个人,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。他琢磨了大半辈子,呕心沥血,终于想出了好办法,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,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……
“别讲了!”詹牧师忽然疯了似地站起来,冲我喊。
“怎么了?您这是?”我十分惊诧。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。 我吓得不敢吱声。
詹牧师转过身来,满脸泪痕,对我说:“对不起,请你原谅,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。”
“怎么回事?”
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:“上帝饶恕我,上帝看得清楚,我……”他猛地跌倒在床上。
[注十五]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。这时我才知道,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。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,詹牧师亲呢地叫她“我的小维纳斯”。“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,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!”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。谁料到,正是他疼爱的女儿,在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,骂他是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”,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,愤然离家出走。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。后来女儿醒悟了,想回到父亲身边来,但詹牧师不允许。“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!”他说。再后来,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。詹牧师后悔莫及,“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,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?!”他喊,他哭,叫着“我的小维纳斯”……从那以后,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,希望他把她忘了。
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。唉!
詹牧师住进了医院。诊断为:动脉痉挛,脑供血不足。这病很怪,阵发性的,詹牧师时而清醒,时而糊涂。大夫说:“年岁大了,很难说。”
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,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。我感到非常内疚。
“可我不是有意的。”我说。 “是谁告诉你的?”詹牧师的儿子问。
“谁也没有,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。” “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?”
“是你对我说‘活人别让尿憋死’之后,我瞎编的。”
“我的意思是说,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了的事实,何必非要写‘黑色幽默派’小说不可呢?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?”
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。
詹牧师住在医院里,病情时好时坏。神智恍惚的时候,他总说胡话,仍在构思“黑色幽默派”、小说,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。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,想这个,想那个,想自己的一生,填写了几首《忆江南》:其一女儿好,为父太心残。夜夜梦中相对坐,朝朝醒来又难圆,此恨到何年?
其二我儿强,不似父愚蛮。做人当有君子勇,行路须防小人谗,逆耳是忠言。
其三死何惧?无奈不心安。一世勤勉为虚度,百般壮志作空谈,不死亦无颜。
其四力竭尽,何必自寻烦?利禄千金轻如土,清风两袖重于山,唯此又心安。
其五平生忆,最忆是童年。白芷送茶难成梦,庆生伏案不知眠,店堂小灯前。
其六盼来世,当记此生难。墨海书舟重努力,雄关险道再登攀,胜败不由天。
其七终有憾,此憾在人间,朽树犹燃熊熊火,落花也留片片丹,小舟逝如烟。
我心里很难过,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。想起他儿子的话,我说:“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,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?”
他摇头、叹气道:“找不到恰当的角度。”
我说:“如果您愿意,您口述,我来整理。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,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?”
他摇头,许久不言语。一会,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,还是不忘他的“黑色幽默”。
我不知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。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。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些的时候,我们俩一起骗他。
他先说:“我们把您那些‘黑色幽默’的素材,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,效果很好。”
我赶紧说:“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,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,他们准备用。”
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。 “不久就能发表了。”我说。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。
“肯定能发表。”我又说。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。
我很高兴,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。
“你是说,这下子行了?”詹牧师说。 “行了。”
“你是说,我们到底写成了‘黑色幽默派’小说?” “什么?!”
“像那样的东西,能发表,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?”
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,默然相对。
“这样,‘黑色’和‘幽默’就全有了。这个构思好,符合那一条……”
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,我们向他说明,是真的能发表。控诉“四人帮”的罪行,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,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?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,以便总结历史经验,防止悲剧的重演,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?……
詹牧师却又陷人了昏迷。
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,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……
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,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终年七十三岁。
下集最近,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,我又查阅了詹牧师的一些遗物。这是经过了詹牧师的儿子允许的。他说:“反正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闲着也是闲着。不过你们要是再不说真话,你自己掂量你们是在干嘛吧。”然后他就由我去翻腾詹牧师的遗物了。他去忙他的事。他正筹备办工厂,并兼办一所幼儿园。“将来有条件,我还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办大学呢!”他说。“实业和教育是最重要的!”他说。“其他才能谈得上。”他说。
詹牧师的遗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:大量的藏书;大量的手稿和大量的没有寄出的信件。
有一个发现弄得我心情很沉重。
我不能不如实地告诉各位读者:詹牧师确凿是一个风派人物。我也很难过,但事实终归是事实,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。毫无办法,许多物证就是那样铁一般地存在着,我又是个记者,神圣的使命要求我必须忠实于事实。其实倒霉的是我,詹牧师早已解脱了,而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却有前功尽弃的危险。谁见过报告一个风派人物的文学呢?虽然也是人物。就此放弃又舍不得,还是试试看吧,反正是报告,又不是为他唱颂歌,万一有人给我扣帽子,我就往詹牧师身上一推了事。事情是他干的,与我有什么相干?
我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,先确定某人是一个风派人物,然后再去凑证据。我是先有证据,后作结论的。证据之一是詹牧师的藏书。书名,购买日期、扉页上的题字或批注之间的关系,颇耐人寻味。为方便读者起见,我选中其中一小部分作成了一份表格,现公之于众,以醒后人。
由此表不难看出,詹牧师的观点和立场,随机性很强;往好里说,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不久前,我又去詹牧师当年所在的教会作了一次采访,所得的印象也与前相差不多。
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:“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,没有自己的主见,五十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,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。”
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也证明:“詹先生还在留言簿上写了一位名人的话,‘人在精研哲学之后重新皈依的那位上帝,和由于对哲学知之不深而远离的那位上帝,根本不是同一位上帝’。”
现任主讲牧师何少光说:“鸿鹄是有意重新‘出山’,托人和我提起过。我倒是没意见,但一来人事方面没有名额,二来嘛,别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又来个反戈一击。唉,鸿鹄当年的学生目前都在教会中负一定责任了,经常接待外宾,他自己反倒落得传电话。他当年要是不……唉!鸿鹄一生善良、勤勉,吃亏就在赶潮流上。”
还有两份材料可以证明,詹牧师确是惯于见风使舵的。其一是詹牧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写的一份声明;其二是他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写的一份申请书。两相对照,一斑可见全豹。
放弃硕士学位声明
……我是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,几十年来一直迷恋于成名成家,陷进了封资修的臭泥塘,不能自拔;自以为有学问,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,迷失了政治方向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震醒了我,使我心明眼亮。我现在郑重声明:从即日起放弃硕士学位,甘当人民的老黄牛。同时声明:于明日下午三时烧毁我的所有著作。我是心甘情愿的。在革命派的帮助下,我认识到我过去的全部著作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产物,无非一堆废纸,不烧何用?!……
博士学位申请书
……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做自己祖国的博士……。我决心努力攀登哲学高峰,写出《中国宗教思想概论》,作为我的博士论文。
我已于三十多年前就获取了神学、史学两项硕士学位。三十多年来,我一直兢兢业业,努力奋斗,刻苦钻研,坚持不懈。在严酷的考验中,我的愿望深见心底,耐心等待。我终于盼到了今天。学位委员会的成立,燃起我希望之火,召唤我纵马登程。祖国正是百废待举,倍需人才之际。我虽年迈,但壮心犹存;唯其年迈,才当百倍抓紧,万倍努力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我决心尽残年之微力,写好博士论文,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……
[注十六]据调查,“声明”和一申请都没有贴出、寄出过。
詹牧师写完了“声明”,征求詹夫人的意见。詹夫人不答,默然垂泪。詹牧师也没了主意。半天,詹夫人才说:“你要不去埋那把刀子,何至于引得他们来抄家?”
詹牧师有一把很漂亮的蒙古刀,纯粹的工艺美术品,但他担心被人告发为“私藏武器、妄图变天”,在六六年的一个深夜拿出去想埋掉,结果被几个红卫兵抓住。
“我不去埋,他们也要抄的。”詹牧师愧然答道。
“我们不如回老家去,省得被他们赶。”詹夫人说。 “不知家里的房子还有没有。”
“可以先向亲戚们借一间。” “‘回春堂’不知还有没有。”
“家乡多安静,我喜欢安静。” “尤其是夜里,什么声音也没有,睡得也香甜。”
“有时候有卖馄饨的在窗外吆喝。”
“放些虾皮,紫菜,还有香菜和青韭末儿,再放点香油,啧!”
“什么时候我给你做一回。” “你可做不出那味儿来。”
但他们没有贴出“声明”,也没有回老家去。
“申请”呢?是什么原因使之没有寄出去?不详。 还有两份白纸黑字的证据。
第一份是詹牧师作的一首《满江红——悼念周总理》,幸亏当初没有落人“四人帮”之手,否则他大约就不会活到被我发现的时候了。诗词原文如下:噩耗忽闻,哭无泪,肝肠欲裂。周总理,功盖乾坤,德昭日月。帷幄运筹轻生死,握发吐哺无昼夜。叹古今,被害是忠良,天当灭!萧萧雨,飘飘雪。风声咽,哀声绝。把杯酒轻酹,志承先烈。大地珍埋男儿骨,长河敬殓英雄血。恨难消,何日斩群妖,天下谢。
如果我的发现到此为止,多好哇!那样我既可以为自己与这样一位勇士相识而自豪,我的报告文学也就可以具有英雄史诗般的气魄了。然而不幸,我又发现了一份证据——詹牧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!天哪,幸亏它是让我发现了,我为死者出了一身冷汗;如果是落入外人手里,詹牧师便有一百张嘴,也难说清楚了。信文如下:敬爱的江青同志:首先祝您身体健康!
我是信文到此结束。以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算式,估计是詹牧师在计算当日的生活开销时所为。二角三分,估计是一瓶酱油;四角五分,估计是半斤鸡蛋;二分,可能是一盒火柴;红笔写的一角二分,大约是当日的财政赤字;如此等等,就不—一推敲了。也许是因为此信没有写下去,也许更是因为帐目的重要性,詹牧师把这一页纸留了下来,后来就忘了,所以没有及时销毁。
诗文和信文都没有注明写作日期,唉,我的詹牧师,让我说你什么好呢?
我又走访了一位詹牧师生前最亲密的朋友——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。可喜可贺,这位老先生的证词,似乎可以推翻“詹牧师是个风派人物”这一结论。他说:“小舟么?也谈不上什么赶潮流不赶潮流,更谈不上什么风派不风派。他不过是闲不住,而且总是自命不凡,想干一番大事业,愿意和一些名人、大事发生些联系;他总有怀才不遇的思想,常常就做出些古怪的事情来。”这位老先生举了几个例子,以资证明。
a.詹牧师并非只给江青写过信。在齐奥塞斯库当选为总统的时候,他也请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代转过他的贺信。他不光写贺信,也写过抗议信。苏军侵略阿富汗的时候,他给勃列日涅夫写过抗议信。
英军进攻马岛的时候,他给撒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总统都写过劝告信。
只是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。
b.估计收到过詹牧师的信的人会很多。只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位先进人物或别的什么人物,他就要立刻写信去,向人家表示祝贺或慰问。詹牧师对名人总是由衷地敬仰。有一回,詹牧师的小孙子大便之后,对屎的出处表示了惶惑。“爷爷,这是从哪儿出来的?”“肛门。”
“什么是肛门?”“这就是肛门。”詹牧师一边给小孙子擦屁股一边解释道。“您也有肛门吗?”“有,所有的人都有。”孙子忽然指着报纸上一位名人的照片问:“他也有吗?”詹牧师给了孙子一巴掌:“瞎!不许瞎说!”有一点需要强调:敬仰归敬仰,詹牧师绝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。除非万不得已,他从来是不求人的。
还有一点要强调:詹牧师也并不是只敬仰名人。如果要糊顶棚,他崇拜糊匠;要是漆桌子,他只信得过漆匠……。有一回,詹牧师碰巧得了一些木料,想做一只书架,儿子几次要动手都被他制止。“你做过什么?!”他说。等儿子瞒着他把书架做好了,对他说:“我找了个七级木工给做的。”詹牧师连连夸奖:“这活儿做得够多地道!”
因詹牧师的儿子计划不周,在书架的左立柱上多锯了一道口,为对称起见,索性又在右立柱上也据了一道。詹牧师一直琢磨不出这两道口是做什么用的,试着往上面挂了两回网袋,也挂不住。
c.凡国内外大事,詹牧师都关心。国内的,譬如:东北及西南林区的滥砍滥伐问题、华南虎及丹顶鹤的保护问题、各地名胜古迹应该加强管理和利用起来发展旅游业问题、城近郊区应该发展养鱼业、街道两旁应改种香椿树以解决春季蔬菜短缺状况、以至目前晚育造成的难产率增高的问题,等等,他都给予关注。他去图书馆查阅书籍、资料;去请教过专家;也给有关方面写过信,申述了自己的意见。国外的呢,主要是世界和平问题。他曾在自家墙上挂过一张民用世界地图,并做了一块布帘挡在上面。有时候他拉开布帘,在地图上画些箭头、虚线和实线;也插一些小旗子,红的、白的、黑的;然后在屋子里低头踱步,默默地思考。他确实有过一些颇具先见之明的预言,譬如:他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说过,欧洲是世界战略的重点,亚洲的问题出在印度和西亚。不过也有过错误的判断: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。
d.詹牧师喜欢体验一种崇高感,或者叫作价值感。只要能稍稍与国内外大事有所关联,他便要陶醉,甚至闹到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地步。亏得有詹夫人时常阻拦他,向他晓以利害,这才避免了不少祸事。“否则,”詹牧师的老朋友说,“真难说他要做出什么事来呢!
假如‘四人帮’重用他,他说不定会因为被重用而忘乎所以的。反过来,倘使有一位厂长或局长什么的,看重他,他肯定也会废寝忘食地为‘四化’出力。他早就提出过要重视智力开发的主张,可惜那时没人理他。他就是盼望被人重视。我看,他之所以想起给江青写信,准是有什么人在他耳边吹风,吹得多了、神了,他就信以为真,觉得似乎那样就能有机会实现他的某项设想。至于这首《满江红》么?我敢担保的只是,小舟对周总理是衷心热爱的。总理逝世当天,我们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了一天,什么也吃不下,什么也说不出,小舟一个劲叹气,搓脚,把黄土地上搓了两道深沟。他有胆子写那么一首诗词,也肯定是受了别人的鼓动,十有八九是受了他儿子的鼓动,否则他绝不敢写什么‘何日斩群妖’之类的。不过还有一种可能,那首词是他在粉碎‘四人帮’之后写的。他儿子就常说他不是史学硕士,而是史学‘修士’,意思就是说他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修改、打扮自己的历史。不然,他敢把这么一首诗词保留下来,是不大好想象的。”
e.詹牧师甚至喜欢模仿伟人的动作。(不错,这一点笔者也可以证明,他每次和我见面,哪怕是只相隔半天儿,也要和我握手,伸手的姿势就像列宁。)
但从以上五点,能说明什么呢?能说明詹牧师不是风派吗?能说明詹牧师就是风派吗?我实在也吃不准。但报告文学是应该报告得准确、真实、全面的,所以我把这些情况也都零零碎碎地写了下来。如果能在篇头印上八个字“内部参考,请勿外传”,我以为是慎重的。
续集关于詹牧师多次伪造表扬稿以骗取稿费,并在被揭露后缄口不谈此事一节,我一直考虑是否删去。倒不是怕诲淫诲盗,误人子弟,实在是那样写来太有些不明不白。正当我举棋不定之际,昨天,詹牧师的街坊们又向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。
甲、詹牧师的老街坊宋科长的书面意见:我认为,詹小舟同志绝不是那种为了名利就去昧着良心胡编滥造的人。为了名吗?可是发表那么几篇表扬稿能出什么名呢?为了钱吗?更不可信。詹小舟同志多年来一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,街坊们曾经商量着要给他些报酬,他都不要。他说:“我不是为了钱,我也不是打扫厕所的。”大家不敢再提。我们有时候也想帮助打扫打扫,但每天早晨,无论你起得多早,厕所还是已经被詹小舟同志打扫过了。后来发现詹小舟同志是在夜里打扫厕所的;他每夜都要看书学习到一、两点钟,然后就去打扫厕所。我们都睡得早,不能等到所有的人把一天的厕所都上完(原文如此——作者注),再去睡呀……
乙、詹牧师的邻居徐老太太的口头证明:可不是怎么的?詹大哥净给大伙办好事,正经八百一个老雷锋。甭瞧我还比他小两岁。可腿脚儿不济。取趟奶来回就得他妈一个多钟头,詹大哥见天清早儿帮我取奶,黑了还管倒脏土。我心里不落忍的,人家也那么大岁数了不是?我就说您甭介了。可詹大哥说,街里街坊的一块住着,谁混谁呀?人家可不是象我这么说,人家开口就是文明词儿,说是“五洲四海翻腾,到了儿都得往一块儿走。”(估计詹牧师的原话可能是: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……走到一起来了。”——作者注)唉,那可是个善净人儿。说他骗钱花?说这话的人可是他妈瞎了狗眼啦!
丙、詹牧师隔壁的孙老师的书面证明:詹老先生常说:这些年社会风气的变坏,全是因为“四人帮”把人们的道德标准搞乱了。善而不赏,恶而不罚,必定铸患无穷。而罚恶的好办法,莫过于赏善。善既立,恶不逞。
所以,我认为,詹老先生之所以总写表扬稿,意在赏善。用现行的语言说就是: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前年,詹老先生去眼镜店配眼镜,营业员不耐烦地把眼镜扔给他,把一个镜片摔碎了,营业员反而怨詹老先生没接住,一定要詹牧师赔。后来詹老先生对我说:“你跟他吵有什么好处?你说三道四地教育他,反倒会激起他的反抗心理,使他更加不热爱本职工作。”所以詹老先生就原价把那副眼镜买了下来,并写了一篇表扬稿,表扬了一个假设的、态度非常好的营业员……
丁、职工学校的看门人老郭头的口头证明:您问詹老。头儿?那老头儿可是心眼儿好!那人心眼儿忒好!那老两口子心眼儿都好!没比!说件具体的?我说的这些全是具体的。说件真事!……我刚来这的时候,是夏间天儿,大晌午的老阳儿挺毒,詹老头儿一盆一盆地往球场上泼水,我不懂规矩,还直嗔着人家。敢情他是为了学生们下了课好打球。我还给人家埋怨了一顿。好人呐——!詹太太人更好,包了饺子就喊我去,说我一人儿问得慌。其实我倒惯了,也不觉着问。这会儿那老两口儿全死了,我时常倒真觉着憋闷了。好人呐——!上了天堂啦—一!
还有一些证词,因篇幅所限,略去。
补遗詹牧师死后,我和他儿子给他换衣服时发现,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有一个小塑料包儿。打开一层塑料包儿,又是一层塑料包儿,一共三、四层;里面包着两张照片。一张是“全家福”——年轻的詹牧师抱着小女儿,年轻的詹夫人搂着儿子。另一张是詹牧师当年获硕士学位时的留影,戴着硕士帽,风度翩翩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件东西——一怎么说呢?请诸君原谅并保密——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。
还有一件事。詹牧师的儿子给詹牧师写了一篇非常奇怪的悼词,其中有这么一段话:……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我问爸爸:“树叶是什么颜色的?”爸爸回答:“绿的。”我又问:“那绿色是什么样呢?”爸爸回答:“就是树叶那样的。”我说:“如果这就是绿色,那绿色又是什么样的呢?”爸爸想了半天,笑了,拍拍我的肩膀。那时候多快乐呀……
一九八四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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